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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大企業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企業從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的附屬物逐漸成長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為主體,企業規模不斷擴大,管理水平不斷提高;尤其大企業發展取得長足進展,從1989年中國銀行成為我國第一家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到2009年我國內地已經有34家企業進入世界500強。同前幾年的情況相比,中國內地入圍企業的數量和營業收入比重均出現明顯上升,并且首次超越了英國企業在世界500強的比重,而且與法國、德國的距離已大為減小。這也從另一個側面有力地印證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實力的大幅提高。
在看到我國大企業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必須正視大企業所經歷的嚴峻挑戰。一方面從企業內部成長看,我國許多大企業也或多或少出現了“大企業病”,改革開放中出現的許多知名企業在規模擴大過程中無法克服“大企業病”對企業進一步成長的羈絆而止步不前。另一方面從企業的外部對比看,盡管我國已經有一批企業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企業,但并不能絕對說明這些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經是世界最強,相反,部分企業的內部管理水平、經營效率和風險控制能力都與同行業國際巨頭還存在較大差距。可以說,差距很明顯,問題很突出。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有些問題還更加暴露出來。因此,深入研究我國大企業發展中存在各種問題并為它們進一步做強做大做久提供對策,對我國企業與經濟的轉型及增長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企業步入高成本時代
近年來,隨著大企業的高速成長,其經營的外部環境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最大的變化莫過于經營成本的上升。眾所周知,我國工業長期高速發展的背后,是以低勞動力成本和諸多要素低價作為主要競爭手段的。統計數據顯示,近些年工業企業的工資年增幅在10%左右,而凈利增幅卻高達30%左右,這意味著企業盈利能力的增強某種程度上是靠擠壓勞動力成本獲得的。這種情況在經濟起步期為完成原始的資本積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隨著經濟的增長,我國工業一直以來享受的“低成本紅利”正在逐漸消失。勞動要素成本的上升、土地價格和土地使用稅的提高以及各種資源、原材料價格的上升等因素都一再推高了生產經營成本。
從世界范圍內看,中國已經不再是生產成本最低的制造業基地了。美國全球企業顧問公司Alix Partners跟蹤調查過去3年里各國勞動力成本、匯率、交通以及原材料成本的變化,將中國、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制造業成本進行了對比。它的報告顯示,各種成本的巨大變化已經讓中國跌下榜首,如今是墨西哥第一,印度第二,中國落到第三。報告援引Alix Partners一名高管的話說,從前,選擇在中國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及外包可以節省30%以上的成本,“但現在這一狀況已不再”。最近跨國企業紛紛采取“中國+1”或“中國+2”戰略,在東南亞新興市場投資建廠,進行多元發展。中國已不再是制造業投資的唯一圣地。在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已經出現企業(包括一些規模以上的企業)外遷現象。《印度經濟時報》指出,失去“全球生產成本最低國地位”,對中國應戰金融危機而言是一大打擊。高成本時代已不可避免地到來了,這說明中國工業所面臨的市場和政策環境已全面改變。中國工業特別是制造企業要想實現持續發展就必須著手“另辟蹊徑”。
(二)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亟待提升
在欣喜于大企業成長的同時,必須指出,進入中國企業500強的許多大企業事實上仍然是“大”而不“強”,其“爆炸式”發展更多地是受益于宏觀經濟高速增長的“水漲船高”式成長,絕大部分企業的發展與宏觀經濟周期密切相關。企業自身內在的成長能力并未同步提升,缺少核心競爭能力,企業抗擊外界擾動的能力還較弱。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少數幾個行業都出現了“全行業虧損”局面,包括鐵路運輸業、民航運輸業、電力生產業;其中鐵路業共有16家鐵路局進入2009中國企業500強,卻有12家虧損,行業虧損額達到193億元;民航業有6家企業進入500強,卻僅有海航和深圳航空兩家企業盈利,行業虧損額達到145億元;電力生產業有10家企業進入500強,前五大發電企業全部虧損,行業虧損額達到240億元。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我國鋼鐵工業在2008年9月至2009年5月的半年間也出現了全行業虧損。此外,一些2008中國500強企業也跌出2009年排行榜,一些國內知名企業出現虧損局面。因此,我國大企業成長目前還屬于典型的速度經濟型,發展速度越高越景氣,一旦遇到外部干擾,業績水平特別是利潤就會明顯下滑。因而,我國大企業應對市場經濟中的經濟波動和外部沖擊的能力還需要加強,尤其大型國有企業應該加強“自生能力”建設,建立適應市場經濟原則的內部管理機制,提高市場競爭能力。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李毅中在2009年人大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大而不強制約中國工業進一步發展。考慮到宏觀經濟至少最近幾年難以再現5年前的快速發展局面,未來如何保持高速增長對我國企業無疑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三)部分國有企業市場化發育程度不高
與世界500強企業相比,我國大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市場化程度不高,一些企業從誕生、成長到壯大,都沒有經過嚴酷的市場競爭考驗,直接制約了這些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和開拓能力。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1)部分國有大型企業主要是由行政力量直接推動產生,重組效果有待觀察;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企業間的并購重組成為國家產業政策和“潮流”,地方政府尤其有熱情推進本行政區域的同類企業合并重組,一些“人造大企業”快速誕生。這一過程中,行政命令和長官意志發揮了作用,同時存在地方保護主義阻礙資源在全國范圍內優化配置的情況。這些企業有一個特點:沒有經過激烈的市場競爭,他們的合并重組不一定能產生“1+1>2”的協同效應,其并購效果至少需要少則2年、多則5-10年的中長期觀察。(2)部分企業繼續依靠開發或經營壟斷性資源生存。這些企業缺少面對市場競爭的動機和能力。(3)少數行業仍然“政企合一”,經營效率低下,如鐵路運輸業在2008年出現了75%企業虧損的全行業虧損局面,而同樣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全世界有三家鐵路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且全部實現盈利。(4)許多國有大企業與政府的關系模糊,治理結構復雜,還未真正成為市場經濟主體;真正依靠市場競爭成長為大企業的企業不多。
(四)大企業與中小企業未形成共生的競合關系
大企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方面,大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競爭關系,但是這種競爭關系可能存在產品結構、質量結構、價格結構等方面的差別;另一方面,大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還存在著“互利共生”的合作關系,一個行業內應該是大中小企業并存、共生的產業組織結構。
當前我國許多大企業還沒有與中小企業形成互利共生的競合關系。以鋼鐵企業為例,我國鋼鐵工業中存在規模龐大的大企業,也存在上千家規模不等的中小企業,前者主要是國有企業,后者主要是民營企業。由于體制約束,我國大小鋼鐵企業之間并沒有形成良好的合作關系,反而在鐵礦石進口等方面形成了具有鐵礦石進口資質的國有大鋼鐵企業向沒有進口資質的中小企業高價“倒賣”鐵礦石并從中獲取暴利的關系。利益的不一致使得我國在國際鐵礦石價格談判中不能集中力量,更由于談判代表由于不能代表所有鋼鐵企業利益而出現中小企業的所謂“背叛”行為。事實上,在許多行業中都存在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利益爭奪現象。一方面,大中小企業之間的競爭有利于大企業提高內部管理水平和經營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小企業通過學習機制和后發優勢實現快速成長,最終實現大企業成長的可持續發展。但是,如果大企業完全不顧中小企業的利益,不與中小企業建立“互利共生”的合作關系,那么這種產業組織結構下的大企業就可能出現不可持續成長問題。
(五)企業間的兼并重組困難重重
從歷史經驗看,經濟危機時期都是企業間實施兼并重組的大好時機,許多如今在世界上具有龍頭地位的跨國企業都是在經濟危機時期通過企業間聯合重組而誕生。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產生了強烈的外部沖擊,進而從多個渠道影響到我國多個產業的企業運行,使許多產業的企業出現經營困難、全行業虧損甚至破產。但是,我們看到當前環境下國內企業實施聯合重組還存在一些障礙。究其原因:(1)市場化競爭還不充分。我國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都還有很大的空間,全國統一的大市場還未形成,大多數產業的企業都還有很大的市場發展空間,因而聯合重組不一定是最優選擇。(2)企業同質化嚴重,并購整合互補性不強。這是我國計劃經濟和政府間競爭的遺留問題,各地區的產業結構、企業結構雷同,同行業企業間重組很難產生互補效應。(3)我國還缺少能夠為企業間并購重組提供支持的融資平臺和中介組織,尤其是證券市場缺少融資能力,投資銀行和私募股權基金等中介組織發育不足嚴重制約了這一進程。(4)一些地方政府考慮地方利益的地方保護主義,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企業資源在全國范圍內的優化配置。
(六)多數企業跨國經營能力較弱
2009中國企業500強共有220家企業填寫了“海外收入”數據,平均國際化程度(海外收入占營業收入比)為17.4%,但是企業間國際化程度差別極大,其中國際化程度介于50%-100%之間的有24家,占10.9%;介于30%-50%的有12家,占5.5%;介于10%-30%的有75家,占34.1%;低于10%的有119家,占54.1%。國際化程度在30%以下的企業占88.2%。這說明,我國多數大企業的主要目標市場都在國內,大多數企業尚未走出國門,在全球范圍內實施資源配置。其主要原因是我國大企業的跨國經營能力較弱,主要體現在:(1)我國大企業主要依靠我國的低成本優勢融入全球價值鏈,但大都處在全球產業鏈低端,企業要實現跨國經營就要實現經營業務高端化,必然對產業鏈高端的國際巨頭產生沖擊,國際巨頭必然阻止國內企業進入高端市場。(2)我國大企業對國外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運行方式缺乏深入了解,實施跨國并購經常遇到不“知己知彼”的情況。(3)我國大企業自身的經營管理水平有限,資源整合能力不高,尤其是一些國有大型企業長期在國家政策保護下運行,自身的管理水平和經營效率并不高,更缺乏對市場經濟的深入體會,一些民營企業由于長期在低成本環境下運行,也缺少通過集約化經營提高競爭力的能力。(4)我國大企業大都是產業資本,不善于利用金融資本實現企業擴張和競爭力提高,而國外大企業通常都有深厚的金融資本背景,在全球市場中與之競爭,我國大企業經常遇到融資瓶頸。(5)我國大企業普遍缺乏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品牌,包括進入世界500強的30多家大企業集團,大都并非依靠國際市場競爭能力、營銷能力、技術創新能力等進入的,絕大多數都還沒有創造一個全球性的企業品牌。
(七)企業家市場和群體還未發育成熟
企業家是大企業成長和壯大的必備要素,而企業家在任何國家都屬于稀缺資源。我國尤其缺少能夠帶領企業做強做大做久的優秀企業家。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國尚未形成能夠有效配置企業家人力資源的企業家市場。
我國多數大企業的領導人都有政府部門任命,并且帶有一定行政級別、根據需要隨時可以在政府官員和企業領導人之間轉換角色。這種企業領導人管理體制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政府匯聚了一大批懂市場規律的高級人才,也促使企業領導人關注國家經濟形勢并將之與企業經營結合起來。但是這種體制的弊病在于,企業領導人并不能長期從事該項職業而形成職業化,同時企業領導人由于“亦官亦商”而沒有動力鉆研市場規律、提高企業管理水平,關鍵是無法形成在全國范圍內能夠有效配置企業家人力資源的企業家市場。這樣,企業家的才能并不能按照市場價格確定報酬,企業家也無法根據才能和聲譽在企業之間流動,企業家之間也無法建立良好的學習和合作機制,因而直接影響了我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企業家的誕生。
(八)企業信息化還存在誤區
隨著信息化、網絡化的快速發展,我國大企業只有從“企業的信息化”變成“信息化的企業”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目前,我國大多數企業的信息化硬件建設上尚未完成,仍停留在只注重硬件建設上,表現在信息化建設沒有從自己的經營戰略出發,不能統一規劃IT的技術架構和應用架構。一些企業照搬企業現有業務流程,根本做不到信息集成和共享,結果出現企業信息系統的“孤島”現象,甚至信息系統建設跟不上企業發展的現象。即使在信息化硬件建設上,我國企業也存在信息化建設投入不足的問題。據一份問卷調查,我國多數大型企業對信息化投入不足,與發達國家大企業在信息化上的投入占總資產8%-10%的水平還有很大差距。另外,我國大企業利用網絡進行商業服務的層次較低。雖然企業開通了網站、郵箱,但是更多地是一種企業形象宣傳,而不是真正利用網絡資源進行商務活動。事實上,以計算機網絡為平臺的電子商務活動,不僅是信息化建設的問題,還需要企業的信息系統、物流系統、支付系統等進行全面改革和流程再造。目前,我國大多數企業缺乏這種緊迫感。
(九)企業發展依然面臨體制性障礙
盡管我國企業的管理體制已經發生重大而積極的變化。但必須看到,我國大企業發展還面臨諸多體制機制性障礙。一是我國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存在體制性的不平等競爭現象。表現在:部分大型國有企業繼續在若干領域實施壟斷經營,民營企業盡管有“非公三十六條”支持,但依然面臨很高的市場準入障礙;國有企業可以從產業振興規劃等產業政策中得到較多的政府支持和補貼,民營企業則很難享受到這一待遇;國有企業在投資、技術創新、并購等方面都能得到體制內的支持,等等。這種存在于國企和民企之間的“鴻溝”直接影響到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技術創新動力和管理效率,也影響到民營企業的發展。二是我國“條塊分割、獨立運行”的技術創新管理體制已經影響到我國企業的產學研結合進程和技術創新能力。產學研結合的本質是資本、勞動、技術等生產要素的相互配合。我國的企業、大學、研究機構、金融機構等分別受不同的行政部門管理,條塊分割,結果是許多大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總是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三是我國還未建立起一套真正有助于高技術企業創業和成長的融資體制。無論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無論大企業還是小企業,進行技術創新都離不開資金融通。我國風險投資產業規模小、證券市場融資能力弱、商業銀行競爭不足等因素都直接影響到我國企業的進一步壯大。四是近年來我國大企業遇到的技術創新標準化問題十分突出。一方面,我國成為了制造業“世界工廠”,但我國制造產品卻在國外市場頻頻遭受技術壁壘限制;另一方面,在高技術領域,國際間企業的競爭已經演變為標準的競爭。標準就是話語權、定價權。但我國標準化體制仍是以政府單一主導的標準化管理體制,企業參與的少,在封閉環境下制定的標準多。單純由政府部門或其事業單位制定的標準很多沒有得到真正貫徹,說明這種體制已經不能適應我國企業在深層次上參與國際競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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